从转轨到规范

从转轨到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按惯例将于下半年召开，由此衍生了诸多改革的政策预期。当下很像1978年，从上到下有一种广泛共识，就是中国要加快改革。　　回溯1978年，当时的重要战略之一是选择了外向型经济模式，核心是积极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进而解决当时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问题，即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同时解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　　重要战略之二是选择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先顾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大局，然后再顾及中西部开放开发另一个大局；先着重经济建设，然后再考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重要战略之三是对外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因为要吸引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整套体系都是在1978年当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下所采取的正确决策。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二引资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系列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绩，即源于上述一套体系。　　当然，目前经济与社会层面所出现的各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和矛盾，也与前30年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要解决当前这些问题和矛盾，也就意味着必须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探索能够支撑未来30年发展的体制、机制、战略和结构。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要从前30年的转轨走向未来30年规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不能再继续仅仅摸着石头过河。　　规范最少应该有三个层面的要求，首先要建立法的规范，也就是法治。其次是建立公平非歧视性的制度规范，不因是国企、民营或者外企就会得到一些例外的优惠政策。除极少的安全、敏感领域外，绝大部分经济领域都应该是公平、开放，非歧视的。最后是透明的、全民能够参与和监督的公正的规范。　　所谓规范，首先意味着遵从一套法的程序，并不因为某个人拥有权力或特殊地位为之改变规则。这样对权力、对领导人、对重要组织的行为都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约束。　　从前30年来看，改革模式有三个比较大的转换，一是1978年的改革模式，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得不转变的模式。走到1978年以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所以当时从上到下都有一个共识，非改不可。　　二是1992年的改革模式，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由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二是改革有明确的方向，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进行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也就是顶层设计。这包括财税、金融、计划、外汇、外贸、国有企业等等。　　三是2001年WTO的改革模式，即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靠外来压力倒逼改革的模式。积极参与全球化，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按照WTO市场经济的规范和规则来进行改革。　　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会走哪个模式，值得对比思考。比如是否走1978年的改革模式。　　再看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1992年南方讲话顶层设计的模式。顶层设计模式需要邓小平那样的强力来推动。1992年有非常明确的方向，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对于顶层设计本身，也有人担心，少数精英设计出来的政策是否能够在实践当中得到良好的绩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第三个模式，也就是说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倒逼的改革模式。我们可以以全球的变局来倒逼改革，但如何防止开放形势失控，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当然，可以倒逼改革的途径实际上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　　现在，最值得重视的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风险控制。从2013年1-4月外贸数据失真，到6月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异常，再到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导致日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情况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敏感时期。这个时期，把握好改革开放和发展节奏，走稳前进的每一步，是取得最后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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