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磊谈多多：8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机？种植

黄磊谈多多：8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机？

7月7日下午，沈阳辽宁大剧院内，黄磊坐在话剧《暗恋桃花源》的舞台道具上。摄影/董洁旭

真实的黄磊或许真的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从曾经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变成了家庭剧中家长里短的小男人和《爸爸去哪儿》里的黄大厨，但只有他自己清楚，曾经的他还住在自己心里。他也同样关注社会和公共事务，只不过很少公开激烈的发言。

原标题：黄磊：过去的我就住在我心里

本刊记者/陈涛(发自 沈阳)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文首发刊载于7月21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8期

“今天晚上有没有球，我先查一下。”7月6日15点，黄磊来到辽宁大剧院的化妆间里，放下背包，就打开手机看事先下载好的赛程表。再过四个小时，赖声川导演的话剧《暗恋桃花源》将在沈阳进行第二场演出，和前晚一样，1500张票早已售罄。黄磊在剧中饰演江滨柳。

“我的天啦，这……他妈全是4点！”黄磊转头问助理Emma，“9号我们在哪儿？”

“在海拉尔。”Emma回道。那是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第五个拍摄站。

“太烦了，那我只能看14号的了，9号和10号也特别好看，两个南美的打两个欧洲的，绝对好看！”黄磊穿着灰色的小西服和中裤，他打开背包，掏出杯子和茶叶盒，泡上茶。“我去哪儿都带着茶。”他转头对一旁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然后，他开始聊起世界杯，聊起《爸爸去哪儿》的幕后，聊起他一直钟爱的舞台剧，聊起娱乐圈里的每个月都有人栽跟头，聊起乌镇时能随口背诵木心《鱼丽之宴》里的话。他也聊起国家发展脉络，国人的价值观，甚至“中国梦”与“文艺复兴”的辩证关系。

有人问过他，“那个曾经那么文艺的黄磊去哪儿了？”黄磊说，今年海子逝世25周年时，他专门给人解答过，“我就住在我的心里。”

父亲

“她知道父母是明星。我以前跟多多走到很多地方，会有人来拍照、要签名。”

事实上，此次暑期在各大城市巡演的《暗恋桃花源》，导演赖声川经常不在现场。“赖导在国外，执行导演由黄磊担任。”Emma说。

在头一天下午的排练，黄磊搬了个凳子放在舞台的一个角落，“这是我的专座。”不过，女儿黄多多经常占据了这个“专座”。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剧组在同一个舞台上彩排，一个是上世纪战乱时的爱情故事，一个讲述古时“武陵偷人”的三角恋和发现桃花源。黄磊的妻子孙莉饰演江滨柳的恋人，这是她退隐后唯一演的戏，她一般在家照顾黄多多。

这个暑假，除了录制《爸爸去哪儿》外，大部分时候都穿着彩色裙子的黄多多将跟随父母去往一个个巡演地，看着他们出演《暗恋桃花源》。在排练现场，她一会去抱黄磊，一会儿跑到孙莉那里撒娇，一会儿又跟饰演袁老板的何炅打闹。黄磊的助理Emma坐在观众席上说，8岁的多多其实想演照顾江滨柳的小护士这个角色。

黄磊也知道，因为《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这六个孩子都会被大家关注，其实小孩子并不自知这件事情。”在此之前，黄磊除了带黄多多上过《鲁豫有约》外，并没有让她参加过任何其他节目。

“她知道父母是明星。我以前跟多多走到很多地方，会有人来拍照、要签名。”黄磊跟黄多多说，“爸爸是有名的演员，所以很多人会认识我，你也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他并没有打算，但也不反对女儿长大后会进娱乐圈。“她愿意去哪儿，我都支持。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我不会去说你一定要去哪儿，或者一定不能去哪儿。”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爸爸去哪儿》中，黄多多的年龄比其他孩子稍大，更懂事，身兼照顾其他小孩的责任。比如在第二集里，她带着曹格的两个孩子上街买菜，当后两个兄妹发生争执时，她站出来批评哥哥Joe不能打妹妹Grace，也让Grace拿玩具去哄Joe。节目播出后，黄磊收到的反馈，“起码有九成还是赞扬她的。”但是也有人在网上说，“黄多多的心机太重”。

“这个时代是怎么了？一个8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机？”黄磊很感慨。

在采访的间隙，孙莉带着黄多多也进了化妆室。“多多，过来，我问你，看书是为了什么？”黄磊说。

“让自己开心。”黄多多把大书包放在化妆间的椅子上。

多多出去后，黄磊说，其实在《爸爸去哪儿》中，也有关于“读书是为什么”这段对话，但是节目并没有剪进去。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但今天，这是一个通俗时代。你要让一个孩子去读书，一定要告诉她为什么。读书首先能让你自己开心，有支点，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会被世界接纳或抛弃，可能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你只要手头上有书，可以读。”作为父亲的黄磊这样说。

净土

“冰毒Party，我没这个爱好。”

黄磊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人，因为作为艺人，“一定要会秀”。

“说实话，《爸爸去哪儿》挺好的，但是我并不是太在乎，它对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改变。”他说，他只能做到“真”。此前，他极少参加综艺节目，“所以你们能看到的就是我演的几部戏和舞台剧。”

他知道，人家需要的是“秀”——“真人秀”。但他觉得自己没有“秀”的精神，会觉得羞愧，会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廉耻，会觉得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是我并不能那么融入很多东西的原因。”

“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的微博，自媒体，我从来不跟人互动，也不对哪个事件去发表言论，我就写我自己。”当娱乐明星都有秀出“公知”的趋势，他很清楚，但是反问道，“变成公知，有用吗？我很关心这个社会，我只做身体力行的事情。”

“比如我做的乌镇戏剧节，我认为我用五年的时间，不是在网上去骂谁，或者去批判谁，我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用戏剧的方式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可爱。我们老说让别人爱我，我们都不可爱，人家怎么爱你？”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乌镇戏剧节策划了近5年，在去年5月才举办了首届，今年10分将举办第二届。该戏剧节由黄磊、赖声川、孟京辉等话剧导演及乌镇旅游公司总裁陈向宏发起，旨在展现一个优秀的戏剧平台和剧目。

“我是这个戏剧节的创意者，当然我做这个事情的起点，不是因为‘中国梦’，没有那么伟大，我是因为兴趣。”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说自己爱热闹，希望能够有一个戏剧Party，而不是“冰毒Party，我没这个爱好。”他形容道，这个民间戏剧节至今都是村镇级的，保持着非营利和非官方的定义，“如果它一旦是官方，它就会有很多的任务，很多的条条框框”。

黄磊出生在戏剧家庭，父亲黄小立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后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组建成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跟黄多多一样，他自己幼时也跟随父亲在舞台上玩耍，甚至还出演过话剧。上个世纪90年代时，黄磊在北京电影学院读表演系时，也自编自导自演过《牛虻》《红字》等名著改编的舞台剧，然后至今都没间断过舞台演出。

“我们的剧场还算是一方小小的净土。”身处娱乐圈的黄磊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还试图用一种远离，或者我忽视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一些东西，起码对我们剧团的团员，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对走进剧场的有些观众来说。”

但他承认，剧院的能量非常小。回头看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它的影响力的确大得多。“其实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电视台要做什么，它不剪，或者这么剪，或者那么剪，你试图传递的东西就不存在了。”

在辽宁大剧院的两个晚上的演出，他注意到，在北京演的时候，下面欢呼、鼓掌不热烈，但只要到了地方城市就一定反响强烈。

黄磊自己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对娱乐的概念不一样。北京的戏剧市场成熟，都知道看话剧不是看角儿的，是看戏的。但是到地方上演，没角儿大家根本就不看。我们也欢迎大家看我或者何炅，但是我相信看完了之后，还会记住这个戏。”

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影响，文化影响。

“文化本身就是教育，更有力度的教育，更容易接受的教育，是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育。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它应该呈现出来的，首先应该是多元化，然后它也有它的引导性，也有它的主流价值观在里面，这样，一个民族才会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也是教师的黄磊像是要上一堂思想教育课。

忧国

“上网看看，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混乱。”

黄磊坐在简陋的化妆间里，示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往窗外望，“你看对面，有多典型，你不觉得看上去像个……”与辽宁大剧院隔一条马路相望的是一座法院大楼。

“你说辽宁有多少案件，要这么大的楼，做成一个大衙门的样子，各个地方的法院都是气势恢宏，为什么不能低调、内敛地做一个小小的法院，你们只是在帮助解决民间一些问题。”黄磊喝了一口茶，“而真正要解决民间问题，不是靠法院。”

有时，黄磊会这样感慨，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一些现象，愿意总结背后的原因。比如，他又想到了世界杯，“你说是国民素质问题，还是什么？那恒大怎么拿了亚冠，特别简单的逻辑，恒大是个私营俱乐部。”

他还记得，在录制《爸爸去哪儿》时，他跟前体操奥运冠军杨威也聊起过关于“中国体育”的话题。

“咱们的体育是为国争光，而不是全民运动，咱没重视体育。为什么那么多广场舞，我想问，因为没那么多体育设施嘛，没地儿去，就奔广场。”对于广场舞，黄磊持保留态度，他没觉得它错，也没觉得它对，“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多重因素。”

无论奥运会还是世界杯，黄磊都有一些思考，他觉得巴西部分人民反对世界杯劳民伤财，“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只是我们不习惯，我们只习惯报喜不报忧。”黄磊认为，当巴西人民还在批评政府，那还有希望，如果都说“就这样吧”，那就完了。

喝着茶的黄磊，提高了声音，语气严肃地说，“我们还在做一个特别傻的事情，就是忧国忧民，觉得特别可笑。我们真的还在忧国忧民，年轻人会笑话我们的，那二十多岁的人肯定觉得我有病，‘为啥你忧国忧民？’”

“我四十多岁了，我真的忧国忧民。”黄磊缓慢并清晰地重复道，“我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

他说自己是“文革”的产物。1971年，黄磊出生在江西南昌，但事实上，父亲黄小立原本是江苏南通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当演员，“文革”开始时下放到江西省话剧团。而黄磊和他的姐姐就都出生在那里。

黄磊对“文革”的印象并不多，但还记得自己四五岁时作为“红小兵”参加游行，坐着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1978年，他随父母和姐姐，又回到了北京，父亲恢复了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工作。

“中国现在思考价值观问题的人，非常少。”黄磊说，“从中国民主进程，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有清晰的印象，我们沦陷了很多东西。”他觉得看一下电视上每天在演什么，在宣扬什么，或者上网看看，就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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